6《台湾史前玉玦及其在东亚玉文化圈中的位置》
黄翠梅教授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台湾史前玦饰的器物类型、分布特征、流通路径及其在东亚玉文化圈中的作用。首先，她概述了台湾史前玦饰的发展历程：早期阶段（c.5000-4500BP），台湾西岸出现了贝壳质玦饰及少量玉质工具；中期阶段（c.4500-3500BP），西岸的右先方等遗址发现了玉镯等玉饰，并无玉玦；晚期阶段（c.3500-2000BP），玦等玉饰发展极为兴盛，举例仅台东卑南遗址就出土1300余件之多。而后，黄教授详细介绍了台湾史前玉玦的器型，将其分为环璧形、带突形、长方形及人兽形等4型14式，认为其中的人兽形玉玦目前仅见于台湾，并将台湾玉玦与大陆及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发现的相似玉玦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了它们的分布特点和流通路径。最后，黄教授强调了中国台湾在5000至2000年前环南海地区玦饰发展中的关键地位，认为台湾是东亚环璧形玦和带突形玦文化圈的重要交汇点。 7《史前东亚玉器文化的海洋之路》
石荣传副教授通过研究史前东亚玉器文化的跨区域共性，揭示了海洋“玉”路的潜在路径。她依据古文化和地理环境，将研究区域划分为环日本海、环黄渤海、东海西岸长江下游和环南中国海四大区域，并梳理了这些区域的史前玉器文化发展序列。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归纳了跨区域玉器文化因素的共性，并推断史前东亚玉器文化的海洋互动主要在三个时期：9000—6000年前的环日本海，6000—4000年前的渤海海峡两侧，以及4000—2000年前的环南中国海及对马海峡两侧。石老师还结合考古资料和古海洋环境、洋流季风等相关学科研究成果，探讨了海洋之路的可能性。她指出，在距今9000—7000年间，日本海的封闭地理环境和高纬度温差可能使得人类能够通过海冰和洋流进行交流。东中国海与北部的交流除沿海岸的航行及岛屿的连接外，在距今7000年前长江下游与日本列岛可能存在直接互动。距今4000—2000年间，环南中国海先后形成了大陆珠江口、中南半岛红河下游和中国台湾台东地区三个玉器中心，通过沿岸海流、岛屿和直接渡海的交通方式，共同构建了一个“海玉”贸易网络。 8《玉器连接四千年前的河套与江汉》
邵晶研究员主要探讨了河套地区和江汉平原在4000多年前的文化交流，尤其是玉器这一文化载体的表现。他基于考古发现和前人研究，梳理了石峁与后石家河文化典型玉器的特点，认为河套地区是石峁牙璋的发源地，并指出两文化的标志性玉器，包括牙璋、玉虎头和玉鹰笄等，在河套地区、江汉平原及其中间地带均有发现。结合其它考古材料，邵晶研究员提出了一条上层社会之间可能存在的高等级玉器等奢侈品的交流路线：“河套地区—关中盆地—商洛走廊—南阳盆地—随枣走廊—江汉平原”。此外，他观察发现江汉平原牙璋存在对石峁风格的模仿，而石峁地区对玉虎头存在改制，认为这些现象或暗示两种文化势力有强弱之别。最后，邵晶研究员强调多重证据在研究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并综合石峁地区出土虎、鹰动物骨骼，石雕、陶器、玉器上的虎、鹰纹饰，以及棺椁制度、殉葬模式和特征陶器、玉器等新近考古证据，对石峁与后石家河文化在虎、鹰图腾崇拜上的互动关系，以及石峁与大汶口-龙山文化间的交流提出了新的思考。 9《西周至战国时期的玻璃制品与早期丝绸之路》
Julian Henderson教授探讨了玻璃在中国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并述及早期丝绸之路沿线玻璃等物质交换和技术革新的科技研究成果。他指出，中国早期的费昂斯和玻璃大多为进口，如新疆阿敦乔鲁遗址出土商代费昂斯珠源自中欧，河南固始侯古堆墓出土蜻蜓眼玻璃珠和新疆五堡遗址出土蓝玻璃珠等泡碱玻璃源自地中海地区，西周时期的富钠、高钾费昂斯源自美索不达米亚，材料入传与早期丝绸之路的发展紧密相关。关于中国本土生产的费昂斯与玻璃，他认为，新疆地区丰富的硝石资源可能是中国本土生产高钾费昂斯及高钾玻璃的主要原料，而汉代高钾玻璃的微量元素特征则表明其至少有两个原料产地，同时，仿玉是中国生产第一批不透明绿色铅钡玻璃的重要原因。最后，Henderson教授概述了丝绸之路沿线铅钡等不同类型玻璃的成分特征，并以蜻蜓眼玻璃珠为例，探讨了东西方玻璃的异同，帮助我们深化了对古代玻璃技术传播和发展演变的认识。 10《从长沙、合浦几枚特殊红玉髓珠看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传播》
喻燕姣研究馆员详细介绍了蚀花红玉髓珠的制作工艺与纹饰特点，并追溯了这些珠子从南亚、东南亚至中国的传播路径。她指出，蚀花技术起源于约4600年前的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随着哈拉帕文明的衰落传至南亚，在公元前500年后在中南半岛克拉地峡形成新的加工中心。中国的蚀花玉髓珠多出土于两汉时期，少量见于春秋墓葬，遍布新疆、青海、云南、广东、广西、湖南、河南、陕西等地。其中，喻研究馆员着重分析了湖南长沙杨家山和广西合浦汉墓出土的5件蚀花红玉髓珠，这些管状珠子表面以双线分隔出2-3个装饰区，饰有卐字纹、王座纹、鱼纹和莲花纹等东南亚吉祥符号，部分具有宗教意义。类似的玉髓珠多出土于缅甸、泰国南部地区，与其他地区出土的珠饰风格迥异，表明这些汉代蚀花红玉髓珠可能源自克拉地峡，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这些发现不仅重现了古代长沙至东南亚、南亚的贸易文化交流链，也为重建东南亚考古地层序列提供了重要年代参考。 结合旁听观众对主题演讲的提问，谷娴子女士组织与会专家及嘉宾开展了学术坊的问答讨论环节。 讨论择要 讨论环节中，李新伟研究员回答了是否可将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与玛雅文明“玉米神”形象类比而称为“水稻神”的问题。他指出，尽管中国存在关于农神的传说，且在河姆渡文化中曾出现类似稻谷的图像，表明早期先民或对稻谷生长拥有某种信仰，但尚无证据显示稻谷曾被人格化为受到崇拜的神。对于红山文化玉勾云形器是否都与龟有关的提问，李新伟研究员表示他所举例的天津博物馆藏勾云形器有明显的龟的身体结构特征，且红山文化遗址有墓主手握龟的现象，结合凌家滩遗址出土玉龟、玉版等器，龟可能与宇宙信仰体系有关。同时，勾云形器类型多样，可能还有其他含义，如旋转形的勾云形器或与天体有关。 温雅棣副教授回答了“新石器时代先民对绿色玉石的偏好主要是受到栽培行为影响还是新玉矿发现影响”的提问，指出早期玉石多从次生矿中采集，而透闪石玉原生矿的开采时间相对较晚，栽培行为可能是新石器时代先民产生绿色向往的原因之一。孙捷教授回答了“网红打卡究竟是展览之幸还是展览之哀”的提问，表示任何事物在创新过程中均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象，博物馆应以开放态度接受多元化的观众，辩证地看待问题，关键在于展览是否因此受到更多关注。黄翠梅教授回答了“人兽形玉器为何定名为玉玦”的提问，指出玦是有缺口的耳饰，人兽形玉玦的基本造型和使用方式都符合玦的定义。 邓淑苹研究馆员详细回答了“元代玉器是我国模仿西方纹样或草原风格制作，还是在中西亚当地制作后敬奉给中原王朝”的提问。她首先介绍到，蒙元西征时俘获了一批来自中亚被称为“西域国手”的玉工，他们被迫迁入中原并融入社会。接着以玉顶饰的器型源起及用途争议为例，说明难以得知“西域国手”所制玉器的完全真实样貌，但可以明确的是，南宋以后我国北方与南方的玉器制作风格差异显著，粗犷大气的“北方”风格可能与西域国手密切相关。 学术小结
本场学术坊由台北故宫博物院荣休研究员邓淑苹女士作学术小结。她首先代表与会嘉宾向上海博物馆致以谢意，并对此次学术坊的深远意义和精心组织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系列主题鲜明的国际学术会议是创新之举，充分展现了上海博物馆在博物馆界的重要地位，显著提升了其在学术领域的影响力，广泛发挥了“大国窗口”作用。 接着，邓老师对本场以“对话•传播”为主题的十个学术报告进行了全面评述。她指出，十位学者的报告中有两位专注于博物馆展览策划，八位围绕文化交流与对比。孙捷教授和谷娴子研究馆员的报告内容丰富，分别从现当代博物馆展览和上海博物馆东馆玉器馆的角度，探讨了中华玉文化的国际传播和本世纪海内外玉器展览的特点。其他文化交流相关报告紧密结合了“一带一路”等热点议题，可归纳为四大类：中华大地内部的区域交流，中国与中亚、西亚的陆路交流，华东、华南沿海地区与东北亚、东南亚的海上交流，以及太平洋东西两岸古文明的对比。关于第一类，邓老师认为，邵晶研究馆员结合陶器、石器等多重证据对河套地区和江汉平原之间的玉器等文化交流进行了深入研究，内容值得肯定，思路具有启发性。她指出，黄河流域龙山晚期时的华夏先民迁徙可能超出我们想象，而黄河灾变可能导致东夷族群向西迁徙，并将华东地区流行的雕琢神祇、祖先、神灵动物纹饰的传统带到了黄土高原。关于第二类，邓老师认为Julian Henderson教授对西周至战国时期玻璃制品的研究很重要，丰富了我们对早期丝绸之路上物质与文化交流的认知。评价自己的报告聚焦于唐至明清时期西亚、中亚、南亚玉石雕刻与东亚中国的交流，特别提到绿玉向西、白玉向东的传播现象值得进一步关注。关于第三类，邓老师认为石荣传、黄翠梅和喻燕姣三位专家的报告都聚焦于海洋文化交流，或讨论了“蚀花红玉髓珠”“玉玦”等单一器类的传播，或梳理了沿海各地区从陆地到海洋的各种文化的错综复杂变化，十分精彩。关于第四类，邓老师认为温雅棣和李新伟两位的报告讨论了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玛雅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对比，也以近年考古呼应了张光直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文明与中美洲古文明相似的“环太平洋文明底层”概念。 最后，邓老师强调，周王朝长达八百年的历史奠定了黄河中上游作为中世纪以前中国文化核心的地位，在海运未大兴之前，东亚中国最重要的国运命脉是守住通往中亚、北亚的关口——黄土高原的西端。她呼吁学者们要以更广阔的视角来透析历史的真相，并希望有更多学者关注“一带一路”上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打破质材的藩篱，进行综合性的全面研究。 特别致谢：北京和玉缘和田玉文创集团有限公司 |
